荡涤黑恶势力守护乡村平安

“就像乌云散了,晴了天一样。”随着李含富涉黑组织落网,在外躲避了十多年的温合花终于回到河南鹤壁。2003年,温合花和朋友合开一家溶剂厂,由于自己的厂房和李含富的仓库一墙之隔,她被强行赶走,厂房也被李含富家族强占。

温合花的遭遇,并非个例。1995年李含富担任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小庄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以来,纠集人员逐渐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,非法把持基层组织长达20年。组织实施寻衅滋事、强迫交易、敲诈勒索、故意伤害、放火等违法犯罪活动40余起,造成1人重伤、两人轻伤、6人轻微伤。

2019年底,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宣判,李含富因犯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2项罪名,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,共依法处置涉案财产约5.5亿元,彻底铲除了这一盘踞在当地多年的黑恶势力。

近日,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《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》要求,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及其“保护伞”、邪教组织,坚决把受过刑事处罚、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涉邪教等问题的人清理出村干部队伍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,各级政法机关以重点地区、行业、领域为突破口,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,肃清了一批农村黑恶势力及其“保护伞”,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特别是农村涉黑涉恶问题得到根本遏制。

净化基层政治生态

“农村黑恶势力不仅扰乱一方经济发展,更对基层政治生态产生恶劣影响。为壮大组织力量,李含富在村委肆意安插亲信,村集体换届选举时,竟然与上级党组织讨价还价,把‘让自己儿子接班’作为退下来的交易筹码。”案件审判长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院长韩轩认为,李含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非常具有典型性。

韩轩告诉记者,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多以家族成员为骨干,组织层级分明。犯罪手段多样,有时明火执仗、公然打砸,有时借故生非、伺机报复。通过向基层政权渗透,拉拢腐蚀基层党政干部,不断编织“关系网”、寻求“保护伞”,包庇纵容其违法犯罪,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群众中的形象,弱化了党的执政基础。

经过18天公开开庭审理,李含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其余40名被告人分别按各自所实施犯罪,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。其“保护伞”鹤壁市鹤山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游国庆、鹤壁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刘希宽均受到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,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

李含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是个案,近两年,河南省济源市审理的9件涉黑恶犯罪案件中涉及农村黑恶势力的有4件。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,政法机关迅速行动、重拳出击,向农村黑恶势力“亮剑”。公安部部署开展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专项行动,打掉了一批盘踞在农村的“村霸”“乡霸”,人民群众拍手称快。

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》要求,坚决依法从严从快惩处把持农村基层政权、操纵破坏农村基层换届选举、垄断农村资源、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。

数据显示,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,检察机关起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6579人,起诉破坏选举、行贿、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把持基层政权类犯罪835件8602人,有力打击了农村黑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。

清理问题农村干部

村委会主任本应真心真意为父老乡亲服务。然而,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西瓦村村委会原主任吴化好,却利用宗族恶势力侵蚀基层政权、勒索企业、强占工程,最终自食恶果锒铛入狱。

2019年2月15日,安徽省淮南市检察机关公诉的吴化好等人涉黑案,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,维持大通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:吴化好犯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敲诈勒索罪、强迫交易罪、寻衅滋事罪,数罪并罚,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。

“吴化好是土生土长的西瓦村人,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。2002年起他利用宗族势力逐渐把持基层政权,十几年来利用宗族势力,一路劣迹不断‘坐大’,实施强迫交易、敲诈勒索等大量刑事犯罪活动。”安徽省扫黑办相关负责人坦言,吴化好案是当前部分农村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的一面镜子,照出部分基层干部失职、制度失灵、法律失效的“三失”现象。

为清除基层党组织中的黑恶势力,以吴化好等村干部涉黑问题为线索,安徽各地深入开展村“两委”换届“回头看”,将155名受过刑事处罚、涉黑涉恶的村干部清理出去。同时,对1145件涉黑涉恶案件开展逐案过筛,排查问题线索2202条,查处568件647人。

“决不能让守法者忍气吞声,违法者气焰嚣张。现有的案件反映出,有的村基层组织被村痞恶霸控制,这些人本身就缺少管束,这样的人参与到基层社会管理活动中会对社会秩序造成较大的破坏,导致社会秩序颠倒。”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看来,将受过刑事处罚、存在“村霸”和涉黑涉恶等问题的人清理出村干部队伍十分必要。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,各地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,严格规范村“两委”换届选举。河北、内蒙古等地对村“两委”候选人逐一“过筛子”,坚决把前科劣迹人员和涉黑涉恶问题人员挡在门外。辽宁、甘肃、新疆及兵团等地通过干部包村等方式,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。

截至2019年年底,全国共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4.47万个,排查调整受过刑事处罚、存在“村霸”、涉黑涉恶等问题的村干部4.17万名,基层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。

打防结合加强监管

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最后一年,专项斗争结束后,农村黑恶势力是否会卷土重来?如何做好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预防工作?

“目前,在扫黑除恶过程中,从打击犯罪的角度,各部门间配合和效率都比较高,但刑事打击只是一个辅助手段,主要还是要在平时加强基层组织的制度建设,如重视民主选举、减少农村人才流失等方面,从长远治理的角度来说,这些问题都值得重视。”阮齐林说。

“人民群众对于黑恶势力最为痛恨,一个地方是否存在黑恶势力,人民群众最为清楚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熊秋红建议,完善并严格落实举报人、证人、鉴定人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相关保护措施,以消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,使其积极投身于预防打击黑恶势力行动之中。

“扫黑除恶”专项斗争与以往的“打黑除恶”相比,虽然仅是一字之差,但在内涵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,不仅仅是强调“打击”本身,而是更加重视“以防为主”和“打防结合”。

“在打击方面,已经有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理论做支撑,但预防工作则是一个更加困难、长期的系统工程。从审判实践看,农村黑恶势力往往通过贿选、威胁等方式篡夺基层政权。因此,加强对基层民主选举的监督,确保基层选举不被地方黑恶势力所掌控,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前提和基础。”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震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