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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日报整版报道:“最美”郝堂 留住乡愁

本报记者 龚金星 禹伟良 王汉超

2015年12月25日07:57    来源:人民网-人民日报    手机看新闻
原标题:郝堂 留住乡愁(人民眼·本期聚焦·乡村中国)

  郝堂民居。李江河摄

  郝堂农家。资料图片

郝堂 留住乡愁(人民眼·本期聚焦·乡村中国)

  郝堂村,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一个曾再普通不过的村庄,发展却有点“另类”。

  4年前,郝堂还是大别山革命老区一个凋敝村落,“静得吓人”。而如今,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回来了,迁出的户口又迁回来;远远近近的城里人纷至沓来,堵车竟成家常便饭。人气惊人逆袭。

  很多村,生怕像农村,撤村并居、大拆大建,“去农村化”毫不含糊,越变越像缩小版的城市。

  郝堂,就怕不像农村。坚持不扒房,只修复,留下时间的痕迹。敬畏村庄原有肌理,大树不砍,河塘不填,邻居还是原来的邻居。守住村子原有的魂儿,改造成一个升级版的农村。

  别的村,追求把房屋建得很漂亮,恨不得成为又一个“周庄”,旅游立村,“是让外面人来看的”。郝堂,则是围绕让村里人的小日子过好来建的,“说白了就不是让外面人来看的”。改水、改厕、改厨、改房,建学校、卫生室、图书馆,不粗制滥造,不短视功利,现代的也现代,传统的也传统。头顶“中国最美休闲乡村”的光环,郝堂建的是家园、共同体,老百姓过的是小日子,“被旅游”只是意外收获。

  别的村,去一次未必再去,可郝堂来过还想来。比不得水乡小镇,比不得黛瓦古村,郝堂让人看到了什么?

  “前三十年看小岗,后三十年看郝堂。”虽是一家之言,却也一语破的:“最美”郝堂,美在“村”,美在激活乡村价值、尊严、自信,美在一种“既有疼痛,也有憧憬,蕴含着未来和希望”的感动。

  缘起——

  不能消失的农村怎么办

  几年前,郝堂同很多村庄一样,几近空心,只留下空巢老人,山上板栗熟了都无人摘。但凡有点能力、头脑、出息的,都出去了。人们常说,走吧,过不了10年,村就没了。

  村里种稻种茶,都不多,没什么像样资源。入冬就烧炭,满山沟冒黑烟。“穷到挑柴卖草,山里跑兔子都看得见。”垃圾遍地,塞满河道。老人得病,累及打工的儿女,有的甚至寻了短见。

  61岁的胡静17岁嫁到郝堂,当了30多年的村干部,今年接任村支书。提起农村,她苦恼:“相比30年前,日子是好过了,可农民为啥连在农村生活的自信都没有了?”随便问村里的小孩,长大了,他肯定说要进城。

  2012年底记者到郝堂的时候,一路雨雪,村子却很“抖擞”。不止岗上的植被、塘里的莲蓬抖擞,人也很抖擞。进了郝堂的地界,便再看不见垃圾。数九寒天,堰坝下溪声朗朗,农户似紧似慢忙着“庭院革命”。

  那时,郝堂村正破茧成蝶。

  村部周围200余亩水田返租倒包给村集体,“摇曳”成百亩荷塘,既是景观,也能增收,还是生活污水经过农家三级化粪自然净化的最后归宿。

  破败的村小学,搬到了风景独好的半山腰,引来城里重点小学的名师当校长。硬件软件焕然一新,学生人数从最初的60多名留守儿童,一下回流到200多人。

  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回来了,不再是一副随时拔腿走人的样子,快要废弃的老房子翻修了,回归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狗头门楼、清水墙。村庄人气、生气在集聚。

  普普通通的郝堂,似乎是村庄发展的一种例外。其时,在全国各地,村庄每天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——或者成为土地“增减挂钩”的指标被推平,或者被一片片或粗或精的高楼社区所取代。俨然,那便是未来农村。

  “现在很多人到郝堂大谈旅游,但郝堂开建时,我们就没有想过要在这个地方弄个旅游点,而是在中央精神指导下,着眼农村价值和农民幸福,打造一个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农村升级版。”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始终关注着郝堂,念兹在兹的是“不能让它走偏了”。

  发展郝堂也遇到了尖锐的争论:“一个挣扎的村庄迟早将衰落、拆掉,为它花钱,值吗?50万元架电线,只为收50元电费?”

  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,时任区长,他坚信自己的认识:“农村是有价值的,农民是有尊严的,农业是有前途的。”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%以上,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,“不能消失的农村怎么办?不能变成市民的农民怎么办?农村不能成为生产粮食的人的‘工棚’!发展不只有经济账,还有社会账,发展共享是公平账!”

  为什么选郝堂作为全区农村可持续发展项目试点村,胡静听过很多解释。有人说,郝堂再穷也没砍村里仅剩的十余棵大树,这个村有敬畏。有人说,一位专家在平桥职业学校看到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塑像,有感于心。

  其实有偶然也有必然。郝堂距市区20来分钟车程,不近不远。村两委班子想干事也能干事。最重要的是,郝堂太普通,普通到没有特点,没有资源,这样的村庄,才有代表性。

  有人劝胡静别折腾了,这位时任村委会主任的“铁娘子”却吃了秤砣铁了心:“干了一大辈子,咱村干部被认为‘不是要钱要粮,就是上环结扎’,难道我们就不会干点村民打心里欢迎的事?”

  破题——

  从小事里改变的村庄

  早在2009年,胡静在多方帮助下筹办养老互助金,请村里老人入股,每人2000元,当年15人参加。年底,每位老人得到了300多元的分红。钱虽然少,红包发到手里时,台下老人哭了。

  正是这件事,极大提高了村两委的凝聚力。政府曾号召过养鸡鸭,种板栗,喂獭兔,村民总习惯性怀疑。可这一次,钱是实实在在的。

  2011年,政府陆续引来专家团队参与郝堂试验,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叫孙君。孙君团队是做乡村建设项目的。他不避讳过去的失败。有的村做好了,专家一离开又退了回去。

  专家经验与基层探索碰出了共通的理念,但对于郝堂不会有现成的路径。孙君本是画家,转投农村建设,还带着画家的率性。农民看他裤子有洞,估摸他穷,妇女看他画有人体,躲着怕是流氓。会上他感性,“改变郝堂,给我两个春天”;进村他朴实,虽不吸烟,有农民递,他接过来就抽。久了,全村人见他都恭恭敬敬:“孙老师!”

  接受平桥区的委托前,孙君给郝堂留了考题:3个月,全村能不能完成垃圾分类?“做大事一定先把小事做好。小事花钱不多,但可以把人凝聚在一起,让村民觉得,每人每家做一点事,一个村庄就有改变。”

  孩子们最早被动员起来,去一家一户评比卫生。孩子一丝不苟,也不讲情面。谁家卫生好,孩子们就啪啪鼓掌。谁家差,主人脸上先挂不住。

  3个月,大城市都喊难的垃圾分类,郝堂做到了。先得发脸盆、床单鼓励。接着,家里干净,门外垃圾就不顺眼,再后来,河沟都被捡了个干净,村民再见不得地上脏。

  村庄建设,每一个环节都得精细。村施工队负责修垃圾池,返工了5次。孙君算过,村里平均15年建一次房,“从现在开始,注重建筑质量,郝堂的目标是建50年不落后的房子!”

 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,农村似乎就可以粗制滥造。郝堂项目反对这样的“潜规则”,学校、图书馆、卫生室,都以让农民享受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标准。平桥区长柳自强说,这是对农民最朴实的尊重,是认识导向。

  尊重——

  村庄是村里人的村庄

  盖房子、娶媳妇、生孩子,是农民的大事。最具体可见的,就是房。政府深知,也只有房,能把农民吸引到村庄,吸引到脚下那片土地,吸引到集体的事上。

  但村庄是村里人的村庄,他们才是主体。政府再强大,也替不了他们过日子。村庄改变,依靠的是群众。能走多远,要相信群众。

  讲道理容易,做起来很难。都要到城里买房了,谁还愿意花钱去改造老宅子?农民有农民的精明,能挣的钱准挣。可他不愿改,你说他保守,那是他稳妥。

  专家的眼光,群众也看不上。孙君说土的、旧的、当地原汁原味的房子好。村民摇头,还是新的好,像城里一样,水泥板,明晃晃贴着白瓷砖。

  虽然村两委“唱主角”,可改房这事,村干部不能带头。每改造一平方米,财政补助130元,贷款可给两年贴息。胡静看得明白:“群众吃肉,干部连汤都不喝,他才服你!”有利的事,村干部不占先。家家动员,孙君拿着手绘的一张张效果图,苦口婆心劝一个月,终于说动了党员张厚健。

  张厚健对老屋不满意,儿子回来都不愿住家。改造预算大约得花七八万元。张厚健吓了一跳,太贵!孙君赶紧说,4万,4万就可以了。

  没想到盖了拆,拆了盖,匠人只会钢筋水泥,早已不会门楼瓦片。“这是拿我家练手啊!”这回轮到张厚健着急了,赶紧吧,让我得有地住啊!可工匠认真,效果出不来,接着改。

  最后算下来17万元,天文数字。坚决不接受的厕所进屋,进了;死活要留的院墙,拆了,山水尽收。在参观者的赞美里,半信半疑的张厚健也满意了,面积大了,功能全了,加固了,隔热了。别人来打听,他帮着隐瞒数字:“别因为数大,吓得都不改了。”但农家乐帮他迅速回本,“要愿意做饭,你做吧,累死你都有人吃!”

  这一来,累坏了孙君。2011年上半年,他家家动员都不干。下半年,只要进村,谁逮住他就说房子、“画”房子。

  但政府划下了红线。尊重自然环境:不砍树,不填塘,不挖山,不扒房。尊重村庄肌理:改水、改厕、改厨、改房,让现代设施和功能进来,保留村庄形态,不大拆大建。

  村庄最细微的美,都得到了尊重。没有一味用新代替旧,新旧在叠加。任何一个村,少说数百年,村路布局里是历史,是乡愁。片石砖木,都重新派上用场,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宝贝。专家、村民、工匠在“慢”中投入,带着温度,带着敬畏,修复着村庄。

  村里两处土坯房,久不住人,再过两三夏,也就塌了。村民说土坯房“住够了、住伤了”。可被精心修复出来,成了全村最高端的茶社。原村小学几处教师的旧瓦房,内部按星级宾馆装修,变身郝堂最安静雅致的院落。留旧不是为了矫枉过正,而是要唤起村民对农村的尊重与自豪。

  郭瑞民、王继军这样的市、区领导也常出现在村里,他们不批项目,不下指示,只是随时关注着变化。王继军提醒村里,也提醒自己:“政府习惯讲效率,可农民的事急不得。你急了他不搞了,他认为你在搞政绩、搞形象。结果就是,你花了很多钱却换来他一肚子怨气。”

  尊重群众意愿是态度,更是方法。参与的各方观念、角度、见解各异,说不拢怎么办?当专家和领导意见不一致,以专家意见为主;当专家与群众不一致,以群众意见为主;当群众与农户不一致,以农户意见为主。不以大多数的声音淹没少数人的声音。

  村口路边有栋二层小楼,方盒子,白瓷砖,很另类,很扎眼。村里动员户主改,条件越谈越离谱。规矩不能坏,“山里猴,不能领头。”那就不改吧,最后反倒留下了当年的时空印记,增加了村庄的丰富性,歪打正着。户主如今想改,村里还得做工作:能否不改?

  郝堂的村居改造风生水起,政府只动用了360万元的补贴,“四两拨千斤”,农民自己的钱占大头。政府的主业不是给群众盖房子,而是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。不粗制不滥造不糊弄,学校、卫生室、图书馆、居家养老中心、自来水、沼气、路桥,扎扎实实地建。钱哪里来?王继军说,号召相关部门向上跑项目,但绝非整合涉农资金,那会切走别村的蛋糕。鼓励去申请增量,“国家有这些项目,条件是谁干得好就给谁。”

  蜕变——

  社会修复,化育民风

  董光辉在郑州本已是一家报社的高管。2013年他无意中来到郝堂。9天后,他把全家都搬了过来。

  当时孩子还有十几天放假,他说“不等了,搬家”。辞了职,驱车4趟,彻底成了郝堂的居民。在城市,他每天深夜2点还在熬夜。在村里他晚上8点半睡觉,清晨6点半跑步。他理由很简单,这里能给孩子最好的童年。

  村里孩子见人问好,知道把瓜子壳捏在手心,不随地乱丢。学校就在村旁小山上,钟声响彻山湾。学校是政府和社会投资,台湾设计师为孩子们做的干厕,生态环保,参观者一拨又一拨。干厕的肥料可以用在孩子们每人分到的那块小菜地上。自家的狗跟着孩子们上下学。学校拿大自然当教具,带学生认花认草,炒茶品茶。“如果农村的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了,大了以后怎么会记得住乡愁?”校长杨文平坚持做理想中的乡村教育,不为“唯跳出农门论”而“自废武功”。

  在郝堂,村民自扫门前屋后垃圾。反倒是城里来开店的不习惯,说门外不该他管。沿路丢垃圾,下塘折莲花的,往往是外来的游客,村里保洁老太太跟着一路捡。

  吴凤超是80后,打工14年,现在带着家人回来,户口也从城市往回迁。他记得,过去村里偷个鸡摸个菜、拎个锅弄个油的事不少,现在夜不闭户。

  如果仅复制郝堂的房,复制不了郝堂的神儿。很多内功,是看不见的。

  在郝堂,所有的事情,必须跟老百姓商量着来。村庄能不能进车子?村里开村民会,一直开到夜里11点多,争吵的结果是:晚上游客少了可以进车,其余时间不能。

  村规民约都是大伙这样吵出来的。村庄建设的“大事记”,厚厚一本,村里开的群众会数不胜数。有这样协商沟通过程,村两委强了,群众也认他们。如此建起的,是家园,是共同体。

  如果想看轰轰烈烈的经济效益,很难看出郝堂的名堂。郝堂项目强调不过度注资,甚至对外来资本保有警觉,“引入建设主体时,一定不能剥夺村民的权益,不能把农民挤出去。”小小一粒莲子,本村人采,本村人卖,荷塘也是集体的。这样,虽说规模做不大,效率不是最高,可制度设计就这样,哪怕有一丁点挣钱的机会,都要给村民。

  郝堂项目协调人禹明善总结,表面看,郝堂修的是房,其实重建的是信心,凝聚的是要素,修复的是村里的小社会,重现的是集体的活力。集体有资产了,才能管起大家的事,就像蜂蜜,最让蚂蚁抱在一起。

  碰撞——

  观念的争吵与和解

  农民改自家的房,没怎么想过旅游。可郝堂还是触动了无数外来的客人。

  很多人找到了记忆中的乡村。乡村是有生机的,长着大树,升着炊烟,水里有鱼有虾;村里人是和善的,打着招呼,让你去家里吃饭……中华民族的根、文化的魂在农村,人们和泥土有着天然的亲近。在郝堂,大人找到了回归,城里孩子来了不愿走。晚上大大的月亮升起来,曾有孩子兴奋地问:“爸爸,那是什么灯?”

  小小的郝堂,承载城市的差异,承载泥土根脉,承载故土乡愁。每到周末游客一两万人。问他们,看什么?往往是,不知道,就是想看。

  每一种情愫,每一个细节,都映射着城乡的碰撞。譬如有人说:“村口小摊的户外太阳伞,应换成油纸伞……”马上有人打断:“农民不干!”

  农民要什么?村里要有路灯。可是,农村宁静的夜晚不是他的美吗?过多的光线属于城市。最后路灯用了最节制的光。

  有人说,房子是好看,就是电线杆乱,电线为什么不入地?有道理。可是,农村经常动土,碰断了,麻烦又浪费。

  路、河,规划征地要截弯取直……慢着,这是农村,为什么不依照既有的山形水势?

  美化绿化,规划的树种开始是百日红、樱花。可是,它们不是土生土长的,要全部清除。

  为什么总碰撞?郝堂发现,原来总用城市思维,求解农村的问题;总沿城市走过的路,认知农村的方向。比如,城市污水集中处理,农村也学,但怎能让农民每家掏污水处理费呢?

  郝堂是多解的。郝堂的意义,胡静看重“村庄新生,村业壮大”。孙德华是五里店办事处派驻郝堂的包村干部,他看重“农民对自身文化的尊重,并获得了自身建设、自我发展的能力”。五里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苏永华则说,郝堂价值在于“美丽乡村要用实干精神去‘慢慢’打造,用人文情怀去精心雕琢”。

  也有疑虑:“农村活了,农民富了,可农业还是没人干。”30出头的胡涛上海有厂,每年销售额达千万元。他回来种地,种原种稻。他说:“村里种地的少,收益还是太低。”

  还有更深的疑问:“离了帮助谈郝堂复制,能够自主进行吗?”“面对城镇化的大势,该引导农民走还是留?”郝堂已经触碰到了更深远的话题: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乡关系?

  复制——

  待到山花烂漫时

  有人评价郝堂是农村优秀部分的复兴。然而复制郝堂,难在郝堂并无模式,因地制宜。但最大的难题,是人。都市的设计师、大腕们建不了,他们接不到农村的地气。有一些到农村开发的新锐,他们要的是乡间别墅,在乎的不是农民。农村,人才都在往外流,有几个愿意和农民一起打造一个“郝堂”?

  别的不说,连身怀乡土建筑技艺的工匠都成了“稀世珍宝”。鲍国志做园林,李开良建房子,因为来到郝堂,各自改变了轨迹。孙君画张画,李开良们能比着建出来,“建的比画的还好”。孙君说,他们没有学历,没有职称。我们这些人,画家、专家、学者的光环掩盖了他们。

  这两个人,带着郝堂的理念,把复制郝堂当成了事业。

  郝堂管他俩,一个叫老李,一个叫老鲍。老李脾气怪,不爱说话。他今年住了一次院,郝堂村民一拨一拨去看他。他不吃房主的饭,让房主省钱买好料。料差,他二话不说给扔出去。盖得不满意他就拆了重来,费料费工,谁也不敢顶撞他。他离开郝堂时,他的狗赖在村里,说啥也不走。村里发现,只有叫老李,那狗才应。天天这么叫,好像老李真没走。

  老鲍也较真。房子改出来,不见得顺,待他花木点缀,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。但他俩,整天争,面红耳赤。就是这俩人,像种子一样,从郝堂到了新集村。在平桥区,新集就是第二个郝堂。

  有人说郝堂有茶山小河,是沾了旅游资源的光。新集是个平原村,啥也没有。新集的故事,源于老教师张立培。他放着明港二中的总务处副主任不当,自费30多万元,去新集村支教。村小学破败到只剩下17个留守孩子。但他不放弃,建食堂、修寝室,吸引众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寄宿就读。

  “以恢复乡村教育功能引领文化复兴和村庄建设”,2014年平桥区改扩建了新集小学,一下子涌来几百留守儿童入学。按郝堂的经验,政府在村庄倡导垃圾分类,按群众意愿鼓励村居改造。

  老李和老鲍大显身手。得益于郝堂“练手”,新集的改造更加得心应手。一个几乎成为废墟的小院改造成了孩子们的绘本馆。一片老屋,成了雅致的茶社。

  没有太多复杂的过程,新集活了。垃圾资源分类,比郝堂坚持的还好。走进处理中心,没什么异味,这个夸奖让垃圾工肖全珍很得意。从满村垃圾,到现在细致地回收,她觉得自己特有价值,满满自豪。说话间,从一片杂物中,拣出一枚细小的纽扣电池,“这个丢到地里,毒很大。”

  为了回村专职做垃圾分类,她放弃了北京的保姆工作和几千元月薪。丈夫以前是“老上访”,如今一门心思收垃圾。

  老鲍受邀远赴豫北,如今在黄河岸边河南孟州主持一个村庄的修复。那边有位90多岁的工匠,白须飘飘,感遇村庄复苏,重操技艺。

  在郝堂的周边,没有补助,村民也在热火朝天改房子。自己设计,有模有样。这一带,人们再也不盖水泥板、白瓷砖的楼房了。农民就地取材,还搞出了雨污分流系统。

  走在最前的郝堂,却遇到了新的问题。郝堂因村庄而引人,可引人带来的发展冲动要占地,要扩张,却威胁了村庄。郝堂比两年前乱了,一些类似城市社区的管理问题露了苗头。有人对王继军说,郝堂建得越好,在商业化的大潮中破产得越快。王继军曾因占地砍树生过气,把手机都扔了,掉到了河里。但这一次,他很平静:“郝堂的意义已经体现,一个村庄有他自己的发展,也有他自身的调适。”

  的确,发展冲动之于郝堂还是太少,他今天还不仅是村民的郝堂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最好的郝堂,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。

 

(责编:杨晓娜、戚艺芳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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